漳州儒学源流与发展述论——郑晨寅

儒学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汉以来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对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习惯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儒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中经历过不少曲折，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儒学面临着更多的争论与危机。在当前走向民族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思想资源的整合与重构至关重要，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脉，作为所谓的“国学”的主干，其研究、发扬的意义尤为重大。

当今海内外的儒学研究较为繁荣，对儒学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及儒学基础文献（儒藏）的编纂正在深入进行，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区域儒学研究成果。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对地方儒学发展源流进行研究，既具有个案的意义，又可视为整个中国儒学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漳州儒学自唐初开漳以来落地生根，至朱熹知漳后枝繁叶茂，儒学大师辈出，宋、元、明、清代有其人，并形成了自身的发展特点，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目前对漳州儒学的研究多停留于个人、断代研究，缺乏整体的观照，因此有必要溯源穷流，揭示其发展规律，从而为漳州的当代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漳州儒学源流概述

1、陈元光开漳与漳州儒学之滥觞

漳州位于闽之南。闽南与中原相隔万里，历来被视为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唐初闽粤边境发生“蛮獠”啸乱，唐王朝派遣归德将军陈政率师平乱。陈政病卒后，其子陈元光代领其众。永淳二年（683），陈元光在战事初定后，上表朝廷请设一州于泉、潮之间，以控岭表，并于垂拱二年（686）获准建漳州，辖漳浦、怀恩二县，陈元光被任命为首任漳州刺史。除了加强防务、奏设行台于四境等军事举措之外，陈元光治漳的具体做法有：“辟地置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工。”[（清）沈定均修：《漳州府志》卷二十四《宦绩一·陈元光》，光绪三年芝山书院刻本。文中凡未另加注明的《漳州府志》皆指此版本。]这些做法深契儒家治政之道，《论语·子路》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可以说，“辟地置屯，招徕流亡”乃为增加当地人口（“庶之”），“营农积粟，通商惠工”即为了加强经济活力、藏富于民（“富之”），而随之进行的教化活动（“教之”）更为重要。事实上，在《请建州县表》中，陈元光已认识到恩威并施、推行教化方为长治久安之计：“窃惟兵革徒威于外，礼让乃格其心。揆兹陋俗，良由职方久废，学校不兴……其本则在创州县，其要则在兴庠序，盖伦理讲则风俗自尔渐孚，治法彰则民心自知感激。”[ 《漳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二》。]由于陈元光不久即战殁，教育方面的成绩更多地由其子陈珦来完成。陈珦“少受学于别驾许天正，善词赋，元光抚之曰：‘儿非戈戟士，乃台院秀儒也！’”[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陈珦》。]陈元光《示珦》诗云：

恩衔枫陛渥，策向桂渊弘。载笔沿儒习，持弓缵祖风。祛灾剿猛虎，溥德翊飞龙。日阅书开士，星言驾劝农。勤劳思命重，戏谑逐时空。百粤雾纷满，诸戎泽普通。愿言加壮努，勿坐鬓霜蓬。[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79年，第551页。]

明确对陈珦提出了文武兼备、开士劝农、耕读并重的要求。后来陈珦受地方官之聘主持乡校，他“辟书院于松州，与士民讲习。时州治初建，俗尚弇鄙，珦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陈珦》。]松州书院也成为中国最早的书院之一。陈珦后来接任漳州刺史，同样注重教化民众，《龙溪县志》称其“剪除顽梗，训诲士民，泽洽化行。表辞封爵，不允。乞衰龄，复就松州别业，聚徒教授”。[ （清）吴宜燮修：《龙溪县志》卷十五《人物·陈珦》，光绪五年补刊本，《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85页。]《漳州府志》论曰：“清漳自宋迄今，多鉅人长德，以鸿文粹学衣被天下，先河后海，必以珦称首焉。”[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陈珦》。]

可以推断，陈珦在松州书院的讲习当以儒家经典为主。唐初儒、佛、道三教兼容并用，但由于儒学在巩固统治方面的优势，故帝王给予积极扶持。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诏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使“儒教聿兴”[ 《旧唐书·儒学上》。]；而唐太宗则诏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又命孔颖达修撰《五经正义》，撰成后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作为士人应试明经科时义理之所据。陈珦即举明经科。[ （正德）《漳州府志》引宋（淳祐）《志》。见（明）陈洪谟修：《大明漳州府志》卷十五《科目志·唐明经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827页。（光绪）《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陈珦》则言其举明经之时间为万岁通天元年（696）。]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后漳州有周氏兄弟及第，其中周匡业于贞元八年（792）举明经，周匡物于元和十一年（816）进士及第[ 《漳州府志》卷十七《选举一》。]，此后科举渐兴，代有材人。而披流溯源，陈元光、陈珦对漳州儒学开启之功不可没。

2、两宋漳州儒学的发展

（1）北宋时期漳州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宋代，儒学的历史发展形态主要为理学。漳州儒学在理学宗师朱熹承先启后之下，开出一崭新之生面。

据《府志》载，漳州一地“唐、五季尚僧，宋以来尚儒，故俗嗜读书，六岁以上出就傅，其以儒术著者，有理学之儒、有气节之儒、有文学事功之儒，最下名利之儒极矣。”[ 《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民风》。]之所以“宋以来尚儒”，既与当时朝廷“右文抑武”的政策有关，也与漳郡的儒学发展背景有关。在朱熹之前，有蔡元鼎、颜慥、高登诸儒。

五代、北宋之际，漳浦蔡元鼎（生卒年不祥）潜心五经，讲学撰述。据《府志》载：“蔡元鼎，漳浦人，五季衰乱，隐居不仕，以文章自娱，宋初屡征不就，讲学大帽山，生徒至者千人。所著有《大学中庸解》、《语孟讲义》、《九经解》、《洪范会元》及杂著、诗藏于家，学者称‘蒙斋先生’。”[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蔡元鼎》。]

北宋前期有龙溪颜慥（1009-1077）倡明道学。据《府志》载，颜慥“与蔡襄（1012-1067，曾任漳州军事判官）为金石交，读书西湖白莲院，以文章德行相高……时海滨文教未兴，慥倡明道学，教授生徒，人皆化之。”[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颜慥》。]

其后有漳浦高登（1104-1159）。高登字彦先，号东溪，宣和七年（1125）金兵进犯汴京，他与太学生陈东等联名上书，请诛蔡京等六贼，名震天下，后因得罪秦桧，被编管容州，不久病卒。其学以慎独为本，弟子有杨汝南、陈景肃、林宗臣等。[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高登》。]

（2）朱熹知漳与南宋时期的漳州儒学

朱熹知漳虽仅一载，但却遗泽深远，特别是对漳州儒学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在此略述其要。[ 可参见拙作：《朱熹知漳与漳州理学之进路》，《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3期。]

首先，朱熹追思漳州本地先贤先儒，将之作为重要的儒学资源加以发挥利用，如他在《学传序》中极力称道蔡元鼎：“祸乱至五季而极，其时干戈抢攘，礼乐崩离，斯道不绝如线。元鼎独潜心六经，著《大学中庸解》、《语孟讲义》，何其择术之正与！”[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蔡元鼎》“论”。]理学推重四书，故朱熹特别拈出蔡元鼎著作中《大学中庸解》、《语孟讲义》二种，称其择术之正。

而对于高登，朱熹更是大加褒扬，特上《乞褒录高登疏》，引其孤忠自信、独立不惧为同调，请求朝廷为高登平反昭雪，[ 《漳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二》。]并为其作祠堂记。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云：“漳江之学至北溪得紫阳之传而递衍繁盛，然在靖康间，时有东溪高先生者，以忠言志节著声，朱子莅漳，曾新其祠宇，又为之记，言先生学博行高，志节卓然，有顽廉懦立之操，其有功于世教，岂可与隐忍回护以济其私而自托于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语哉！按：东溪之学亦一时倡起之师也。”[ （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四《承务郎高东溪先生登学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高登弟子漳浦陈景肃乃开漳将军陈元光裔孙，师事高登，有学行，绍兴二十一年(1151)登进士，因恶秦桧而乞归，讲学于渐山。[ 参见《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二《清漳陈氏家世学派·廉献陈和仲先生景肃》。]其门人中有杨士训，后亦成为朱子门人。而高登另一弟子漳浦林宗臣则引导陈淳入朱子门下。[ 参见《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四《承务郎高东溪先生登学派·主簿林实夫先生宗臣》。]于此可见，高东溪学派与朱子学派不但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在人员上亦有着紧密的联系。故《府志》引《诗经·小雅·裳裳者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称朱熹与高登[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高登》。]，可谓得当。

其次，朱熹在漳州大力发展教育，传播儒学，培养人材。他“每旬之二日必领官属下州学，视诸生，讲小学，为正其义；六日下县学，亦如之。”同时，加强儒学讲官的择用，“择士有行义、知廉耻者，列学职，为诸生倡”，他延请郡士黄樵仲、施允寿、石洪庆、李唐咨、林易简、陈淳、杨士训及永嘉徐寓八人为学官，入学表率诸生[ 参见《漳州府志》卷二十四《宦绩一·朱熹》；《漳州府志》卷四十八《纪遗上·学校》有朱熹《延郡士入学牒》，对八人学行评价甚高，可参见。]，对漳州儒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蒋垣《八闽理学源流》称：“清漳文物，自朱晦翁守郡，延黄道夫（即黄樵仲）于学以励劝生徒，从者风云动蒸，一趋于正，而儒道大兴。”[（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旧排印本，第53页。]漳州“海滨邹鲁”之称从此定型。在朱熹的漳州弟子中，陈淳（1159-1223）最为突出。从陈淳问学于朱子的学术历程来看，他倾心于朱子，于程朱理学精思竭虑，每有所得，皆为自身体贴而出，故其于朱子学知之深切，因此对于维护师门道统的纯粹性也是不遗余力，《宋元学案·北溪学案》称其“卫师门甚力，多所发明”，[ （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2219页。]《漳州府志》则称之为“朱门高弟”[ 参见《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陈淳》。]。朱熹于绍熙元年（1190）知漳，约一年后去漳，离任时，其政治主张虽不能尽行，但漳州已蒙大儒周年之泽，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风俗人心，都已打上了朱氏烙印，程朱理学从此根深蒂固，故明代中叶以后心学盛行，漳州学界却仍是朱子学占据主要地位；而朱子学的格物穷理、求实力行的品格及追求至德之境的主体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后世漳州士人。

3、元、明、清至今漳州儒学的演变

（1）元代的漳州儒学

蒙古族入主中原，在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同时，汉化也在不断地进行。除了对孔子的尊崇（武宗至大元年诏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外，以程朱理学为科举考试（仁宗皇庆二年实行）之评判准则，也是汉化的重要内容。故宋元间学派繁多，但朱学仍递传不失，而漳州一地，据李清馥言，“元代明卿诸贤一時斌斌儒林之选，其隐身岩穴，或以荐举而膺师儒之任者，比比矣。”[ 见《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六《清漳诸先生学派》按语。]“清漳诸先生学派”中列有林广发（字明卿）、王吉才（号益斋）、黄元渊（字君翊）、周祐（字于一）、杨稷（字宗琏）五人（《漳州府志》亦将此五人合传），皆为好古笃学之儒者。《漳州府志》论曰：“元去宋未远，乡先生遗烈犹有存焉者。渊源所渐，学有家法，以是叹考亭之教思无穷矣。”[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五人合传“论曰”。]这表明漳州儒学仍延续着朱子学脉。

（2）明代的漳州儒学与黄道周对理学、心学的融通

明初，朝廷以程朱理学为统治思想，永乐十三年（1415）三部《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的纂定标志着朱学统治地位的确立。迨至明中叶，随着封建统治危机的加深，心学崛起。朱学一方面仍处于官方哲学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心学的冲击，呈现出衰落的景象。而在漳州，由于有朱子知漳之缘由及清漳一地师友相传之“家法”，出现了名儒迭兴之胜况，并于明末有大儒黄道周问世。

《闽中理学渊源考》列有“清漳明初诸先生学派”，其后有“唐泰学派”。《漳州府志》将唐泰（1393-1455）、陈真晟（1411-1473）、林雍（字万容，学者称蒙庵先生）、周瑛（1431-1519）、蔡烈（1479-1558）五人合传，并分别指出其学术特色：“布衣以主一为要……东里思诚，翠渠检心，蔡氏文继不言而躬行，蒙庵……始终本末，有序有要。”因而称道曰：“自安卿师紫阳，倡道海滨，至明而大儒继起，或渊源相接，或羽翼互持，清漳之学于斯为盛矣。”[ 《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五人合传“论曰”。]此五人确是“渊源相接”，林雍（蒙庵）与陈真晟（布衣）相师友；陈真晟为唐泰（东里）弟子；周瑛（翠渠）早年又为陈真晟弟子；蔡烈（文继）则曾受知府陈洪谟之命，诣莆请周瑛修漳志。[ 参见《漳州府志》卷首《旧序》之陈洪谟（正德）《〈漳郡志〉序》所述。]其中陈真晟、周瑛、蔡烈入《明史·儒林传》[ 唐泰、林雍亦见载于《闽中理学渊源考》、《八闽理学源流》等著述。]，与朱熹、陈淳入《宋史·道学传》先后辉映。

《明史》称：“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前言，中华书局，1974年，第7222页。]学术风气的变迁在漳州也得到体现。白沙弟子湛若水（1466-1560，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与王阳明共同推进了当时的心学思潮）与漳州士人的关系亦极为密切，诏安陈鸣球（字舜夫）“尝与湛甘泉论体认工夫，谓工夫无处不贯，然下手处不可不知。甘泉大叹服之。”[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十一《嘉隆以后诸先生学派·陈钦斋先生鸣球》。]漳平曾汝檀受学于湛若水，知抚州时首建陆象山（九渊）、吴草庐（澄）、吴康斋（与弼）三贤祠；[ （清）蔡世绂修：《漳平县志》卷八《人物·理学·曾汝檀》，民国廿四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261页。据《漳州府志》卷一《建置》载：“大历十二年割汀之龙岩县来属”；“成化三年析龙岩地置漳平县”。区域的归属自有其历史渊源，而就漳州儒学的历史叙述而言，龙岩、漳平二地亦应论及。龙岩明代有黄芹（字伯馨）、邱嵘（字天立），漳平则有宋刘棠、明曾汝檀等理学家。又《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陈真晟》云：“真晟生于镇海，迁于龙岩，晚定居漳之玉洲。”据《龙岩州志》载，“会漳平新设县，教席缺，当道以礼聘署教事，即以程朱学为教，士化之。”（卷十二《人物志上·理学列传》，光绪十六年重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故陈真晟对漳平一地之文教影响颇大。]李世浩（字硕达）早年从学于蔡清，后司教南海，“讲论王阳明、湛甘泉合一之学”。[ 《漳州府志》卷二十九《人物二·李世浩》。]龙溪施仁则“讲明正学，以姚江致良知之说为宗”。[ 《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施仁》。]上述漳州学者在理学与心学之间的抉择，正是嘉、隆以后心学流行的反映，明、清时《漳州府志》皆一依朱学，故为此声明：“有志斯道者，知禀北溪之为是，则知从姚江之为非。”[ 《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陈鸣球等传后“论曰”。]可见，在心学盛行的明代中后期，漳州理学或多或少也受其影响，并适时地作出调整。再观《闽中理学渊源考·嘉隆以后诸先生学派》，主理学者与主心学者亦各有其人[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十一《嘉隆以后诸先生学派》所列五人中，林一阳、陈鸣球学术倾向已如前述，纪孚兆“以程朱为的”，高则贤长于程氏《易传》，潘鸣时则问学于阳明弟子王畿、钱德洪，“归来，自以为有得”。]。

迨至明末，漳郡有漳浦黄道周出。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字幼平、螭若等），人称石斋先生，其学博大精深，与刘宗周并称为“明末两大儒”。黄道周学主程朱，又积极回应当时的心学思潮，是明代漳州儒学的一个总结性人物，在易代之际，他与“东林后七君子”之一的海澄周起元（1571-1626，字仲先）及镇海何楷（1594-1645，字玄子，号黄如）共同为明末漳州儒学涂上了一抹浓郁的悲剧色彩。

据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载，黄道周七岁即由其父授朱熹之《资治通鉴纲目》，“先生昕夕研阅，便知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 （明）黄道周著，（清）陈寿祺编：《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卷首《漳浦黄先生年谱》，道光十年刊本。]《资治通鉴纲目》以义理纲纪史事，强调“正统”，明辨伦理纲常，对黄道周一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黄道周每“念是桑梓为紫阳过化之邦”，[ 《黄漳浦集》卷二十八《邺山祀诸贤文》。]在讲学时，时时不忘标榜朱学，如其《榕坛问业》“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大约宗法考亭而益加骏厉”。[ 《榕坛问业》“提要”。]在明末，作为对理学的补偏救弊的陆王心学也开始走向没落，学术思潮面临着新的整合，黄道周在坚守朱学的同时，也注意自身思想的调整，融通朱陆，以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他在《朱陆刊疑》中说：“晦翁之格致，子静之良知，皆有瑕亹，亦皆不远于圣门之学。化子静以救晦翁，用晦翁以济子静，使子静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滞于沈潜，虽思孟复生，何间之有？”[ 《黄漳浦集》卷三十《朱陆刊疑》。]同时，他十分推崇王守仁（阳明）。正德年间，漳州西部发生叛乱，王守仁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平定叛乱，并上疏请于此地置县，是为平和县，和邑百姓感其功德，立庙祭祀。王阳明于万历十二年（1584，次年黄道周出生）从祀孔庙，作为漳人，加上其事未远，黄道周对这位事功昭著的心学大儒之感受极为真切。他后来作《王文成公碑》[ 见《黄漳浦集》卷二十五。]、《〈王文成公集〉序》[ 见《黄漳浦集》卷二十一，文中称：“明兴，有王文成者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贼，驱鸟兽，大者岁月，小者顷刻，笔致手脱，天地廓然，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运，奏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

”]等屡称道之，并将其列入《懿畜后编》[ 见《黄漳浦集》卷三十五《懿畜后编·王新建》。]，对王阳明给予高度的评价，这应该也是他调和朱陆、兼容理学、心学的一个原因。

程朱与陆王二者其实只是儒学的“内部矛盾”，如冯友兰所言：“战国时有孟荀二派之争，亦犹宋明时代新儒家中有程朱、陆王二学派之争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352页。]如何融通二者，漳州儒者作出了有意义的尝试。

（3）清代的漳州儒学及其对台湾的影响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即以程朱理学作为正统儒学，康熙五十一年（1712）乃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后，这既是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实用举措，亦与明清易代之际学者厌薄空疏、弃王返朱的学术趋势有关。在这种背景下，漳州出现了蔡世远、蓝鼎元等注重经世致用之名儒。

漳浦蔡世远（1682-1733）为蔡元鼎后裔。其祖父蔡而熤曾师事黄道周，有风骨，明末携家避乱于梁山之麓，修行吕氏《蓝田乡约》。其父蔡璧曾就读于太学，后任罗源教谕，以善教而闻名，为福建巡抚张伯行聘掌福州鳌峰书院，“与子弟门生论学，笃伦理、严义利，以躬行为本。”[ 《漳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五·蔡璧》。]蔡世远秉承家风，精研程朱性理之学，亦曾主持鳌峰书院，为当时著名的朱子学者，雍正元年（1723）奉诏侍诸皇子读书，“讲四子、五经及宋五子书，必引而近之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 《清史稿》卷二百九十《列传七十七·蔡世远》。]清高宗之“制词”称其“研究于天人性命，砥砺乎理学文章”。[ 《漳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五·蔡世远》。]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闽浙总督满保入台弹压，蔡世远致书满保，以台湾为“故土故民”，请求戒其将士，“约以入台之日，不妄杀一人”[ （清）蔡世远：《与总督满公论台湾事宜书》，《二希堂文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平复后，又建议选贤任能、奖励垦荒、防范外敌[ （清）蔡世远：《再与总督满公书》，《二希堂文集》卷八。]，其治台建言多为满保所采纳。

漳浦蓝鼎元（1680-1733）素有大志，“通经史，达治体，语经济文章，嘐嘐然辄以古人豪自命”。[ 《漳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五·蓝鼎元》。]康熙四十六年（1707），蓝鼎元应张伯行之聘，到福州鳌峰书院讲学并与蔡世远共同纂订先儒诸书，张伯行称之为“经世之良材、吾道之羽翼”[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循吏二·蓝鼎元》。]。朱一贵起义后，蓝鼎元随族兄蓝廷珍往征台湾，“乱定，分功罪、抚疮痍，经理善后长久计，悉得其领要，廷珍倚如左右手”[ 《漳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五·蓝鼎元》。]，对治理台湾卓有贡献。蓝鼎元于雍正间为广东普宁知县、兼署潮阳知县，以刚直而得罪上司，被诬罢官归乡；后特授广州知府，不久即病卒。蓝鼎元之学以朱子为宗，反对陆王之学与佛老之说，认为：“朱子之学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自学者视之，若不胜其苦。而象山专务虚静，完养精神，疾传注诵习之支离，以为不立文字、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 （清）蓝鼎元：《棉阳学准》，影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8册，齐鲁书社1995年。]故其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与“世道人心”有关的实学，而这种学术旨趣从他十七岁时泛舟遍观闽浙岛屿形胜之举即可略窥一斑。

作为有清一代漳州儒学的代表人物，蔡世远、蓝鼎元又都对台湾产生影响。蓝鼎元被誉为“筹台宗匠”，其“禁恶俗、兴学校”等条陈皆为台湾当道所采纳，故连横虽对其所言台人“平居好乱”提出异议，但仍认为《平台纪略》“其言多有可采”[ 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46页。]；而蔡世远的《诸罗县学记》则被学者认为“不仅表达了蔡世远的理学思想，而且体现了他对台湾的理学发展与居台学生的良苦用心”。[ 傅小凡：《闽南理学的源流与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1页。]蔡、蓝二人的儒学思想对台湾之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追述与敬祀：漳州儒学谱系的建构

儒学能够延绵至今，既与其注重损益、因时革新有关，另一方面，亦与其重师法、溯道统、守宗传有关。在此，拟从“追述”与“敬祀”这两个方面探讨漳州儒学于自身谱系之建构。

1、追述以诗文名号

除读其书、守其门户等传统做法之外，漳州儒者对先贤先儒多有追述，从各种诗文记奏皆可见之；而在这种不断的追述中，儒学的传承得到了强化。如果说，前引陈元光之《示珦》诗所云“载笔沿儒习，持弓缵祖风”只是在祖述家风[ （正德）《漳州府志》称陈元光“旧志谓其通儒术。”见卷十四《纪传志·唐·陈元光》，第754页。]，那么前文所言及朱熹作《学传序》称道蔡元鼎“择术之正”、上《乞褒录高登疏》褒扬高登，则是在疏理漳州一地的精神资源；而其弟子陈淳则作《师友渊源》追溯洙泗濂洛之风，最后归结于朱子，以此为圣人之心传、真儒之道统，为此后漳州儒学之尊朱奠定基调。[ （宋）陈淳著，熊国桢、高流水点校：《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7页。]在此，再以《漳州府志·艺文》所载诗文为例，略举一二：

元末明初龙溪林弼有《题陈王墓》一诗，中有“山河不改英雄老，天地难穷忠孝存”[ 《漳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一》。林弼为元至正八年（1348）进士，明初以儒士修礼乐书，授吏部主事，后任登州知府。]之句，歌颂开漳圣王陈元光之竭忠尽孝，与陈元光《太母魏氏半径题石》之“竹符忠介凛，桐杖孝思凄”[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79年，第551页。]可相生发。

明代龙溪“芝山七才子”之郑怀魁有《紫阳祠》一诗，称道朱熹“一代宗工百世师”，抒发“仰止高山留貌像，梦回明月想光仪”之追慕；[ 《漳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一》。]其弟郑爵魁则有《紫阳堂》一诗，中有“治古风华转，人遥道脉传”之感叹。[ 《漳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一》。]

黄道周弟子漳浦张士楷有《高东溪读易处》一诗追忆高登：“当日阙庭须恸哭，逐臣踪迹又江潭”；又有《漳江怀古》缅怀陈真晟：“布衣陈子出清漳，一纸圆图感睿皇”。[ 《漳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一》。陈真晟虽身为布衣而关心国事，曾于天顺三年效仿程颐故事，诣阙上书，进《程朱正学纂要》，宣扬程朱心法。]

清代漳浦唐朝彝有《陈北溪故里》一诗，以“自昔吾道南，斯文不终坠”称赞陈淳对于道学之维系；[ 《漳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一》。]

清代漳浦王道有《题蓝鹿洲台湾诗后》，中言“君有管葛志，揣摩薄长缨……此诗定传后，百代犹堪听”，颂扬蓝鼎元经世之志及其诗作《台湾近咏十首呈巡使黄玉圃先生》。[ 《漳州府志》卷四十一《艺文一》。]

上引皆为诗歌，于文亦略举数例：

朱熹《高东溪祠记》称道高登“忠臣孝子之言，舍生取义之意”，言其“制行卓然亦足以为贤者之清”。[ 《漳州府志》卷四十三《艺文三》。]

明代龙岩石应岳有《崇祀理学真儒疏》，揭扬陈真晟与其弟子周瑛、里人李文举倡明理学、淳化风俗之功，请求朝廷批准在原籍建祠专祀陈真晟，以示尊崇。[ 《漳州府志》卷四十二《艺文二》。]

清代龙溪姚作楫编有《漳儒文荟》，郭成郭为之作《〈漳儒文荟〉序》，中言：“吾漳固儒薮也！自潘、周崛起，肇启人文，至宋而陈北溪亲得朱子之传，粹然儒宗……漳之为儒，不亦著乎？由北溪以前儒如高东溪、郑隐之，与北溪同时儒如王东湖，皆有传文，自是而后作者益茂。”[ 《漳州府志》卷四十三《艺文三》。]《漳儒文荟》笔者未见，但郭序罗列了自唐潘存实、周匡物，宋高登、陈淳、王遇等人，一直到明蔡汝作、陈真晟等之语录，周起元、黄道周等之奏疏，唐泰、林釬等之记序，刘宗道、林震等之诗词，及“国朝近哲”之文献，可见《漳儒文荟》综罗了漳州历代名儒佳作，既是文章之荟萃，更可见儒脉之延续。

蔡世远（康熙）《〈漳州府志〉序》则云：“维漳建郡，始于唐初，僻陋涉海，然山水峭冽，郁积雄奇。有宋朱文公莅郡以后，陈北溪、王东湖两先生亲承其统绪，道术既一，礼法大明；胜朝陈剩夫、蔡鹤峰等又起而庚续之；沿及明季，周忠愍、黄石斋、何黄如诸公，气节文章尤岿然为天下望，流风余韵，至今犹存，吾漳人之不自菲薄也。……凡生斯地者，知科名爵位本不足重要，惟砥行修名者之得垂休光于无既也。”[ 《漳州府志》卷首《旧序》。]此处论述简要概括了漳州儒学的大致发展脉络，也可视为漳州儒者立志“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之写照。“凡生斯地”之言与前文郭序之“吾漳儒薮”数语一样，皆具有强烈的在地性，可见漳州儒者自豪、自信之精神。

除了以诗文追述之外，还有以漳州先儒之名号为名号者。如元代龙溪林广发向慕宋儒高登（号东溪）、陈淳（号北溪）、蔡汝作（号南溪）三人，故自号“三溪”。[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六《清漳诸先生学派》。]而蔡而煜季子、蔡璧弟之名为蔡祚熹，字在朱，当为蔡氏追慕朱熹之所为。其人亦天性孝友，曾任安溪训导，远近风向，深受诸生敬仰。[ 《漳州府志》卷三十二《人物五·蔡祚熹》。]

（2）敬祀于书院祠堂

佛道以寺庙道观供奉其神灵，而儒教则于书院祠堂礼敬圣贤，除祀先师孔子之外，漳州本地先儒亦多为后儒所敬祀，薪火相传，延绵不绝。

如前所述，朱熹知漳后即上《乞褒录高登疏》，并为高登立祠于学宫。[ 《漳州府志》卷二十四《宦绩一·朱熹》。]

宋淳祐间，有司以陈淳配祀朱子于龙江书院之“道原堂”。[ （正德）《漳州府志》卷十二《庙祀·文公朱先生祠》，第691页。]元泰定间龙溪黄元渊私淑朱子，重修龙江书院于漳，并建祠堂祀朱子，以黄幹、陈淳二人配祀。[ 《漳州府志》卷二十八《人物一·黄元渊》。]

明代龙溪林雍于宪宗时曾上疏请进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于颜、曾、思、孟之后，列为八配；又请祀陈淳于两庑，皆不报。[ 《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八十一《布衣陈剩夫先生真晟学派·郎中林蒙庵先生雍》。亦可参见《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艺文五·崇真儒以配享疏》。]但据林魁《东湖祠记》可知，成化中有司已为陈淳立专祠于漳；嘉靖间，有司又建东湖书院专祀王遇。[ 《漳州府志》卷四十四《艺文四》。龙溪林魁字廷元，弘治壬戌进士，自幼博闻强记，肆力《坟》《典》；为官有善政；乞休归，为德于乡。详见《漳州府志》卷三十《人物三·林魁》。龙溪王遇字子合，号东湖，从游于晦庵（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三先生之门，其学务求精思力行，朱子称其“纯笃”，详见（光绪）《龙溪县志》卷十五《理学传·王遇》。]

明代黄道周曾讲学于漳州榕坛，榕坛在郡城芝山，上有紫阳祠，黄道周每开讲前皆先拜谒朱子。崇祯十七年（1644），黄道周讲学于漳州邺山书院，书院由北而南建有与善、三近、乐性三堂，其中与善堂为先圣先贤之神堂，前楹祀朱子、陈淳、黄幹、王遇、高登、陈真晟、周瑛、林魁、蔡烈，称“九先生”[ 参见《黄漳浦集》卷二十四《与善堂记》。]，而从这些先贤身上，亦见出漳州儒学的发展脉络。

而清康熙时，漳州后儒又将黄道周与陈思贤[ 明初漳州教授，因反对成祖篡位，与六门生同死难于京城。]合祀于朱子祠。据蔡世远《合祀陈黄二先生碑记》[ 《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艺文五》。]可知，朱子祠后堂配祀黄幹、陈淳、王遇、陈真晟，前堂东奉祀陈思贤及六位门生、前堂西则奉祀黄道周及四位门生。[ 黄道周抗清被俘，就义于金陵，同殉者有四位门生，人称“四君子”。]

此后，陈淳于雍正二年（1724）、黄道周于道光五年（1825）先后从祀于孔庙，这也是封建社会中儒者在官方儒学系统内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

三、关于漳州儒学的两点思考

1、应充分重视、挖掘漳州儒学资源

建州一千三百多年来，漳州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应该看到，漳州儒学是一个有源有流、传承革新的动态存在，自唐初开漳以来，漳州儒学就直承河洛正脉；而后南宋大儒朱熹知漳，陈淳成为朱门高第，清漳之流由是直接洙泗濂洛；随着明末漳州经济文化的发达及明清易代动荡时局的催生，漳州出现了以“一代完人”黄道周为代表的一批儒者；迨至清代，由于漳州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人文历史积淀，漳台儒学有了更多的互动。深入梳理漳州儒脉，挖掘整理、批判继承漳州儒学资源，探讨其为中国儒学提供了哪些新的内容，以及做好从儒学文献到书院、祠堂的整理、修复，这些都将是今后一个长期而重要的课题。

2、漳州儒学的当代转换

客观来看，儒家具有宗教性的一面，但它毕竟与通常意义下的宗教信仰不同，因为其基本方向是积极入世的。在经历了无数的起伏波折之后，儒家学说路在何方？“格君行道”与“觉民行道”之两大使命是否还具有现实意义？作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地方儒学，漳州儒学是否能够先行摸索出一条返本开新之路？凡此种种，皆值得我们深思。如学者所言：“20世纪并不缺少儒学哲学的形而上的建构，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恢复作为生活伦理的儒学来影响大众和社会。”[ 陈来、翟奎凤：《价值儒学：接着新理学的新儒学——陈来先生儒学思想访谈录》，《江海学刊》2013年第3期，第16页。]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漳州儒学的实践、致用与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考虑诸如国学讲堂的开设、传统礼仪的择用、儒学校本课程的编授、儒家修养身心方式的借鉴等等，改变当前儒学“研究有余、致用不足”的现状，探讨漳州儒学的当代转换。